◎崔曼莉(作家)
大江健三郎先生文集出版。
【资料图】
我是一个作家,面对文集肃然起敬。一个几乎足不出户的人,除去读书、写作,就是吃着妻子做的饭,照顾智力障碍的儿子。每日每夜的生活,是具体而琐碎的。他就在这样的空间里,将自己生命中所有的经历进行萃取、锤炼,化成文字构建另一个时空,再返回现实,关照这个家和家之外所有的人们。
大江先生生活的时代,上接于二战,下启于元宇宙与人工智能。88年的岁月,不论是日本还是世界,变化都是巨大的。人很容易被表象迷惑,时过境迁,过去的苦难就是过去了,人们忙于应付当下生活。而他却像一个根,深深地盘踞于时代之中,将对战争的反思、对人性的反思源源不断输入当下。
都说大江先生的作品晦涩难懂,但是谁又会在他的作品中追求所谓的阅读快感呢。快感是最大的麻醉剂。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痛点,都希望被触碰。在随波逐流的生活中,总要有人突然照亮这条路。不论是读他的作品,还是读他作品的片段,抑或只是知道有这样一位作家,或者听说他出了文集,都会击中人们的内心。
这样的击中,不是感慨“他真伟大啊”,而是,忽然意识“我也是一个人啊!我也有超出日常生活部分的那个我啊!我也想感知更宏大的部分,停下来,想一想”。
大江先生从出生到10岁的十年,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至无条件投降的十年。战争带给日本平民两颗原子弹,瞬间数万人灰飞烟灭。且不论他个人家庭生活的幸与不幸,仅他人生开始的十年,就是莫大的悲哀。哀鸿遍野,这个词不仅适用于当时每一个中国人,也适用于丧生于原子弹的日本平民。面对这样的创伤,有些人会毁灭,有些人会疯狂,更多的人往前走,走走、再走走,看见了山清水秀,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,就不想再想了。
大江先生的文学,终其一生,没有所谓的治愈童年,而是把这样的创伤以文学的方式,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回过头,回到那个哀鸿遍野之地,去感受生而为人,到底要怎么样,到底不能怎么样。
每当读到这样的小说,我觉得用爱这个词形容他很肤浅,用大爱也觉轻浮。生而为人,他自己的苦难深重,他却不拘于此,并从这里出发,以文学之路救众生于苦难。将自己置于水火,将深渊宣之于众。提及这一百年的文学,他毫无疑问是伟大的。什么是伟大,就是绕不过去。
中国有伟大的鲁迅先生。大江先生说他是鲁迅先生的粉丝。
他多次访问中国,2006年曾访问南京,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行悼念。
说起来,我是南京人。我出生于和平年代,成长于社会大发展之时,故乡南京又是江苏省省会,不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是相对丰饶的。可是我读大江先生的小说,总有一种强烈的共鸣。
南京在二战中创伤深重,这样的创伤不可能因为和平而停止。我的少女时代,学校一方面反对女生化妆、穿高跟鞋;另一方面,总是担心如果再有战争,南京会成为被扔原子弹的城市。每一个星期,学校都会组织防空演习。我学会了用易拉罐制作防毒面具,当警报响起的时候,我会迅速脱下深色的外套,蜷曲身体藏在课桌下,等原子弹最强烈的一波过去时,假设我还活着,然后,我和同学们一起朝学校操场另一边的防空洞奔去。
警报一声接一声,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停。老师说,如果我在它停止之前没有跑进防空洞,我就会死。我只能拼命奔跑。我从小有过敏性哮喘,体育很差,也跑不快。但是对死亡的恐惧驱使着我。我不是拿出吃奶的劲在跑,我是被死亡追着跑。我要活着,我就只能奔跑。
我在整个少女时代,都在被告知原子弹会怎样摧毁我,摧毁我的故乡;都在学习如果发生了,我要怎样在渺茫的希望中尽量存活。
大学毕业后我在南京参加工作,那是一个冬天的清晨,我在睡梦中被空袭警报惊醒。刺耳的笛声一声接一声。我没有想起来这是一年一度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空袭警报,我几乎是从床上直蹦起来,跳下地,光着脚,扯下浅色的床单裹着身体,扑到书桌底下,计算着原子弹第一道光波过去的时间。然后我冲进父母的房间,对着他们惨叫:“跑!快跑!”
他们已经醒了,觉得我很可笑。两个人坐在床上哈哈大笑,笑着笑着就哭了起来。
我没有经历过战争,但是我知道,少时一周一次的防空演习,就已经给我刻下深入骨髓的惊恐与绝望。那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死亡演习。我无法想像真正面对战争的平民们到底会有多么恐惧、多么绝望。
后来我在北京生活、写作。每当有朋友讨论战争的时候,我经常失语。即便我曾经演习,我也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能了解其中残酷。
大江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稿《真正的小说是写给我们亲密的信》的结尾部分,几次提到裴多菲·山陀尔致友人信中一句“绝望之为虚妄,正与希望相同”。
鲁迅先生的散文诗《希望》中也曾引用这句话。
文学到底有什么用呢?
文学不能代替一个防毒面具,也不能让我在为了活下去拼命奔跑的时候跑得更快。文学在现实之外。但是文学却是讨论现实的现实。那些小说家虚构的故事、不存在的主人公,反反复复地在另一个现实中打断生活,带来停顿、带来思考,最后汇聚成为能量,在希望渺茫之中,暗暗指引着人类的方向。
文学是绝望的人们唯一的可退之所。
它比真实还要真实。
在绝望中生出的希望,阻止着沉沦、崩溃,甚至是毁灭。
如果我是防空演习活下来的“幸存者”,大江先生的文集于我,就是人生的礼物。只要世界上有一个这样的作家,他写出了这样的作品,被我知道、被我阅读,就是有人可以在文学中和我讨论那几年的“死亡奔跑”。那种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语、不论是面对父母还是同学,都无法讨论的痛苦。
这不是抚慰心灵,而是人人都需要“伟大”让渺小的自我拥有希望与勇气。
所以真正的作家是使命天然。这或许就是大江先生曾经说过的,他是“唯一活下来的向你们报信的人”。
这样的使命,本身就超越了文学。或者说,他是借文学为媒介,来向人们报信。
当然,他的文学道路对于文体的试验等各个方面都有了不起的贡献。但是作为一个作家,也作为一个读者,我更加感动他发自初心的力量。这个唯一活下来的向我们报信的人,写来一封又一封亲密的来信,“绝望之为虚妄,正与希望相同”,他直面生活、直面历史、直面自我,在无可救药的时代以文学熬一颗良药,并将其以小说的方式呈现出来。
这个报信人已经走了,但是他的信还在。谢谢他的来信。也希望他的文集能够与人们亲密相处。
2023年5月于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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